轻舟已过万重山:全国新世纪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综述

2007年10月28-29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和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新世纪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举办，来自50所院校的127名代表及5家出版社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共安排了5场大会发言，10场分组发言，1次青年沙龙。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有深度。这些问题回答了大家对翻译学的学科身份、翻译学科是否确立以及确立的过程等方面的疑问；既有对传统翻译研究问题的重新审视，又有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还有对译学发展的展望、对中西文学文化交流途径的探讨。讨论中充满了平等的对话和严肃的质疑，并为今后的理论思考留下了空间。

20年前，在1987年举办的“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一群热爱翻译事业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借鉴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刚刚崛起的翻译学理论，提出要在中国开展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他们发表论文，阐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他们遭遇到激烈的反对，一些翻译家特别是文学翻译家，首先对“翻译是否有理论”、“翻译是否需要理论”这样的基础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不断有反对的声音发出，他们把建设翻译学比作“一个难圆的梦”。

翻译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虽然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击和阻力，毕竟顽强地破土而出并且在中国的学术土壤里扎下了根。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翻译学的二级学科，第一次确立了“翻译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学科地位。200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获得“翻译学”博士硕士学位点。2006年，教育部批准广外大、复旦与河北师大三所院校招收翻译本科生，2007年，本科试点单位扩大到7所院校。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成立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并在15所院校展开试点招生工作。至此，在中国内地的教育体制中，“翻译”成为拥有本科、专业硕士、学术型硕士和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系列。近50所高校成立了翻译学研究所/中心。

“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有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或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1]

笔者在几年前的拙文“翻译学，一个难圆的梦？”中曾经就上述三个标准作过分析。就第一个标准来说，中国翻译协会（一级学会，1980）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二级学会，1995）、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二级学会，1994）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研究会（二级学会，1994）三个全国性翻译专业协会团体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2007年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使第三个标准得以完满实现；就第二个标准来讲，虽然1980年起陆续出刊了《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民族译坛》、《译友》、《语言与翻译》、《外语与翻译》、《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学报》等报刊杂志，但在这次论坛上，属于翻译学者自己的专业性纯学术期刊《东方翻译》宣告即将创刊。该刊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联主管，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主办，强调突出其学术性，按照国际通行的办刊方式进行编辑运作，定位准确，目标明确，就是要为翻译学者搭建自己独立的学术平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学科独立的三个主要标志均以达到，翻译学已经完成了一个独立学科的初创任务，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内地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再仰仗他人鼻息。

在大会发言中，张柏然教授就中西对话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他对20世纪翻译学发展作了总结与分析；梳理了三种理论传统；思考中国译学应以什么形态与世界对话；提出在中西对话中重建译学系统理论。

杨自俭教授指出，近期翻译学理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理论观念的转变。他把中国的译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1）开创前阶段：古代―1950，其特征为重技术、重经验；无理论意识与观念；无学科意识与观念；2）开创阶段：1951―1990，其标志为董秋斯提出要建设翻译学；1987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完成了三件大事即认真讨论了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标准；3）独立建设阶段：90年代以来。其标志为理论与学科意识增强；明确学科理论的基本框架；多元观念，多学科方法；4）发展成熟阶段：新世纪开始。其任务有：理论系统化科学化；价值系统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翻译伦理学发展。目前翻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自主创新不够；教学科研会议成果质量不够高；学术规范与制度建设不足；商业化影响太重。许钧教授关于翻译的理论资源的思考给人以启发，他指出，有理论资源才能建设学科，翻译理论从无理论到理论众多再到理论混乱，经历了一个清理深入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古老的阐释学、人类学、社会学、大学科观点如政治学和伦理学等五个方面寻求理论资源。谢天振教授指出了翻译学学科建设中的认识误区主要有：对学科独立性认识不足，把翻译专业教学混同于传统的外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主体究竟是谁？外语院系长期从事教学者或翻译家若无清晰的学科意识，仍无法有资格承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任。因此我们呼唤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教师和研究者。

大会发言的内容还有翻译学的学科身份研究（孙艺风）、如何建设翻译教学体系为翻译学学科建设服务（穆雷）、重读传统译论（张佩瑶）、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变迁与翻译研究（吕俊）、描写、规范与专业伦理（朱志瑜）尼采翻译与翻译伦理（杨恒达）、多元系统的假设（张南峰）、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王东风）、论“信”的失落――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廖七一）、东方的不在于翻译的缺席（蔡新乐）、认知语言学与翻译主体性研究（段峰）、英汉文学作品翻译的数字化描写（许文胜）、从情境看翻译测试的结构效度（赵征军）、中国翻译教学50年回眸与前瞻（文军）、论是译本还是原著？――剖析《京华烟云》之文本错觉（葛校琴）、语际改写：翻译史研究需要多加关注的形式（赵文静）。本次论坛专门设立了一个口译专场大会发言，柴明锴、刘和平、蔡小红、任文和宋亚菲分别就翻译教学不等同于外语教学――以口译教学为例、论口译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差异及口译教学的系统化、口译互动式训练模式的应用、当代西方口译研究的几种主要学派以及脑科学与口译教学之关联理论的探讨等为题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第一次在翻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专设口译专场，令口译研究学者们兴奋不已。还有几十名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分十个小组发言讨论，在青年沙龙里积极发表各自的见解。

许钧教授在闭幕式上总结到，这次会议是新世纪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高层论坛，在这次论坛上，有针对性的研究多了，空谈理论的少了；自主研究的多了，现炒现卖的少了；灵活运用的多了，生搬硬套的少了；思想交锋多了，自说自话的少了；年轻的学者多了，老面孔少了；总的来说，理论形态丰富了。

谢天振教授更是用充满诗意和充满信心的讲话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掌声，他说：三峡大学正好坐落在长江之畔，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一句与长江有关的古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大家恐怕没有少听到一阵又一阵猿猴的啼叫声，不过翻译学学科建设的“轻舟”并没有因为两岸猿猴的啼叫声而停下，它已经越过了“万重山”，已经开到了湖北宜昌了。这也是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因为湖北宜昌正好处于长江的中游，这是不是暗示着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任还未成功，它还仅仅进行到一半，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地理常识告诉我们，过了宜昌以后，这长江一路上崇山峻岭已经不多了，急流险滩也要少很多了，虽然还有不少曲折，但它的终点已经遥遥在望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巧合，似乎预示着翻译学学科建设今后的前景：曙光在前，胜利在望！让我们记住2007年10月28日这个日子吧，让我们积极地参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讨论吧，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