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与鲁迅译风突变

秋风乍起，秋意醉人。11月13日下午14：30，风景如画的广外大校园又迎来一位知名学者―蒋骁华教授。蒋教授应高翻学院邀请，就“东方主义与鲁迅译风突变”为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蒋教授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演讲中妙语如珠，发人深省。同学们聚精会神，听得如痴如醉，在岭南翻译沙龙前沿知识的熏陶中，再次领略了翻译研究的魅力。

鲁迅不仅是著名的作家，也是位出色且多产的译者。其早期的翻译风格类似于编绎，完全按中文习惯写作，但1909年后从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其风格突然变得严谨，从意译转向硬译（意绎）。这是为什么呢？现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点解释：1）鲁迅认识到并力主纠正晚清的意译对中国翻译的极大危害性；2）受到当时客观存在的忠实翻译主张和翻译作品的影响；3）为了向中国输入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表现法；4）对外国文化原质性的寻求。蒋教授认为，这些总结虽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但似乎尚未完全触及问题的根本。他仔细考察了鲁迅译风突变前后的思想轨迹，认为在上述四点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东方主义对鲁迅翻译思想的影响。

在论证过程中，蒋教授先讲述了什么是东方主义及东方主义对翻译的影响，然后分析了鲁迅是如何受东方主义影响而转变译风的。

关于东方主义，蒋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即：它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从学科角度来看，西方人重逻辑，推理严密，他们以严谨方式来研究东方主义，使其成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东方主义体现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东方人。从话语方式来看，西方人掌握着话语权，他们认为东方语言结构凌乱，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不如西方印欧语系高级。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蒋教授引用了黑格尔、赫尔德、费希特、Widney、洪堡等人的观点，并重点分析了Arthur H. 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这本书列出中国人十五个方面的缺点，如死要面子，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等。总之在西方人眼里，地球上最高明的语言是印欧语系。

说到东方主义翻译的关系，蒋教授认为东方主义对翻译标准、翻译实践、翻译审美、翻译功能有影响，并解释了翻译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即东方人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东方主义）。他指出东方主义主要是对翻译实践有影响。这种影响有三种：丑化、美化和异化。而这三种影响中，丑化为主要方面。论证丑化时，他引用了西方人对阿拉伯语中同义词重复现象的批评。讲到美化，美国汉学家Even King将《骆驼祥子》译成喜剧，英国人Fitzgerald采用iambic pentameter (抑扬格五音步)来翻译“Rubaiyat”（《 鲁拜集》）的一首诗，将英语诗的形式美与东方意象完美结合，美化了该诗。在异化影响中，英国19世纪汉学家James Legg用异化手法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书，收在“The Chinese Classics”中；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时也大量用了异化方法。如“贤妹，不足挂齿”被译成了“Good sister, this need not hang upon the teeth in words”。类似例子，举不胜举。

关于鲁迅受东方主义影响而转变译风，蒋教授再次谈到了Arthur H. 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鲁迅读过这本书，多次在其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汉字与国运》中，鲁迅认为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应该被废除。这当然是错误的。蒋教授用英语在历史上地位的变化反驳了这种观点。在《关于新文学》及《关于翻译的通信》等文章中，鲁迅认为汉语使人头脑混乱，使人不精密。其观点与东方主义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蒋教授认为，鲁迅的观点在两个方面是东方主义不同。一是最终价值指向不同。西方人为的是控制东方人的思维，征服东方人，而鲁迅则是为了提醒中国人，促进人们自省。二是鲁迅虽借鉴东方主义，但他也批判东方主义。他谨慎而微量地接受了东方主义。在这中情况下他的译风才有了突变。

有同学提问说，《中式英语之鉴》这本书认为中国人应该改掉许多中式思维的坏习惯，这是否是东方主义或只是对翻译技巧的建议？蒋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许多人翻译训练不够，并用澳门理工大学的年报翻译为例解释了面对中式思维中语言重复现象应采取什么策略。

走出报告厅，同学们意犹未尽，簇拥着蒋教授继续交流自己的看法。对知识的渴望写在同学们脸上，对译学前沿的感悟充实了我们的心灵，扩展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修养，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岭南翻译沙龙正如风中摇曳的紫荆花，期期精彩，期期为我们带来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