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 学做人--参加第二届珠三角英语专业研究生会议感想

6月16至17日，在穆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加了在美丽的荔园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二届珠三角英语专业研究生会议。这场为期两天的学术盛宴，不仅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其他英语类院校以及其硕博士研究生们正在从事的研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香港和广东主要高校的知名教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深大外国语学院的精心安排更为我们创造了自然的学习场合，我们除了在会上听取教授们对我们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还在会下如coffee break，午餐，晚餐等时候与教授、同学尽情交流。在这些教授的亲身指导中，我感到了他们对我们的殷切盼望，他们努力为我们提出各种改进意见，结合自己丰富的经验指出我们将会遇到的困难，帮助我们有效地开展研究。我想籍本文总结自己的收获与大家分享。

本次大会安排了来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翻译学三大方向的66位研究生宣读论文，其中翻译学的有17位（实际到会为12人）。我们7位同学自然被安排在翻译学组，虽然听不到其他两个组的论文，但是在论文摘要中我发现香港、澳门学生的论文不乏独特的角度和新颖的题材，当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篇通过分析美国Hip Hop女歌手Missy Elliot在其历年专辑封面中形象、衣着、姿势等话语策略的变化，探讨她如何在男性主导的Hip Hop界构建起独特的女性身份。我十分佩服这位同学的胆量，流行文化作为亚文化在学术界属于冷门，也许是因为不是文学经典以及影响力难以在当下定夺；另外把研究锁定在专辑封套上的细微变化也体现了“小题大做”的选题宗旨，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何安平教授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研究生论文选题的重要性，指出好的题目能使论文事半功倍。这也是会前会后都在困扰我的问题，

我一直以来对翻译错误和翻译能力的关系很感兴趣，打算以此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于是一心想在这次会议上收集权威意见，希望获得来自教授们的肯定，但经过这次会议我才真正认识到选题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行与不行，成功关键在于自己的决心、信心和毅力。

我在会前曾就论文构思咨询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张佩瑶和黎翠珍教授，我像求救似的向她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区分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如何把翻译错误进行分类，怎样的分类才有意义等等。我十分渴望能像用文本分析研究文学翻译的同学那样，从教授那里得知同类题目的新旧做法和未来趋势，尤其希望她们直接答复我的课题是否可行。但是教授们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启发的方式引领我往更深的层次思考，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譬如当我问到应如何分类翻译错误时，黎教授提示说，分类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不是机械地把错误分派到贴有不同标签的箱子里；当你在分类上遇到问题，那就表明你是在做研究了。黎教授的话使我恍然大悟，研究问题永远没有绝对的答案，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我顿时为我的急功近利感到惭愧，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寻找的只是问题的标准答案，这是做研究的大忌。我所要寻求的不是分类的方法，而是这种分类的角度或方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体现了什么意义，具体到翻译错误和翻译能力的关系中则是这种分类是否能够建立起错误与能力之间的联系，对于翻译教学又有何裨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撰文分类过学生的翻译错误，归结出各种不同的原因，难怪教授们听到我的选题时没有任何惊喜。所幸的是他们在听完我的presentation后认为我的理论框架仍有发展空间，但是需要我自己进一步挖掘，寻求新的角度。他们还警戒我选用例子时尽可能避免中译英，尽量选用英译中的例子，这样所设立的标准才具说服力，能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中，让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当属16日晚上的圆桌会议，在会上我们与黎翠珍、张佩瑶、王辉、张旭、李小均等老师讨论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现在的研究生论文很容易落入俗套，即把理论硬生生地套在文本上，所谓的文本分析只是简单地给文本带上理论的帽子，冠冕堂皇却空洞无物。与会的老师们纷纷提倡论文应该立足于文本，先细读文本，充分了解其背后的文学、历史、政治背景后，再选择恰当的理论加以分析，简单来说就是先文本后理论。我和好几位同学不禁打起了寒颤，这和我们这一年来的路子完全相反，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的是理论意识，我们担负着构建翻译学理论体系的重担，文本分析应服务于理论。因此我们十分心慌，因为这一年没有仔细研读过一本文学原著。但冷静思考后，我发现这两种思路并不矛盾。参与讨论的这几位知名教授的研究道路依循的是传统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路线，他们学习英美文学起家，有扎实的文学基础，当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翻译经验后，再通过理论升华感性认识，继而再用理论指导实践，文本在其中既是起点也是归宿。这其实浓缩了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是翻译学最初的发展阶段??英语语言文学的一个分支，那时，翻译是靠译者摸索出来的。现在，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经已确立，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培养方式，在其中理论和实践处于对等的地位。虽然低年级的时候仍然要进行大量的语言能力训练，但是这完全不影响从一开始就培养和树立起翻译理论意识，也就是说理论意识和文本意识是同时建立起来的。所以无论是“理论??实践??理论”，还是“实践??理论??实践”，（我认为）只是个别不同的成长方式和学习体会，最重要的是其中的链接是否坚固，即理论与实践互相之间是否环环相扣，相得益彰。再说，理论与实践大可以分开进行，分开教授，非要学生在各项实践中找出理论的光辉并不是有效的做法。理论是分层次的，翻译原则等初级理论大多从经验中总结而来，反过来又能直接提高翻译质量，因此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然而，翻译原则无法穷尽所有的经验和例子，因此高层次的理论如较抽象的理论或学科的源理论必不可少，这种层次的理论无需强求和鲜活易懂的例子配对，重要的是领略其中的方法论意义和视角的转变。不同层次的理论对实践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参加讨论的老师并无意评价我们的理论进程模式，我们的基础确实不够扎实，需要加强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文学鉴赏力，谢谢各位老师们语重心长的教导。

教授们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自己必须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能依赖于老师的一句“行”或“不行”，而是要来自于刻苦钻研，有所创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有所收获，能够推动学科的发展，哪怕只是一小步，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研究而振奋。做学问如此，做人也如此。我们这次在教授们身上学习到的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他们学识渊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两天以来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感谢黎翠珍教授、张佩瑶教授，感谢穆老师一路上的指导，感谢这两天为我排忧解难的同学们，愿我们的成果也如荔园的荔枝般芬芳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