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开瑞博士谈“叙述学与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方法论”

11月7日下午2：30，北京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方开瑞于图书馆负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就“叙述学与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方法论”给我院师生带来了一次精彩的演讲。方开瑞博士的研究方向与兴趣为小说翻译史研究、文学文体学、叙述学，曾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山东外语教学》、《读者》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翻译散文或短篇小说。与毛思慧教授主编《新视角：当代文学文化问题研究》，编译《快乐的期待》（英国散文选，副主编），并编写过《高级英语》等教材。

在主持人简短介绍之后，方博士首先分别分析传统译论，现代阐释学翻译研究，语言翻译研究和文化学派各自的特点，并指出这些翻译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在文本分析方面存在不足。 方博士详细阐述了叙述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早期的叙述学即经典叙述学致力于研究所有叙事文本的一般规律，其代表人物热内特（Gérard Genette）认为可从主题、意识形态、文体等角度分析叙述文本，但他拒绝将这些分析纳入叙述学。这种结构研究至上的模式逐步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后经典叙述学既关注叙事文本内部形式或结构，也将叙事文本与相关历史文化环境纳入考察范围。接着，具体结合分析中国早期和“五四”之后的小说翻译中译者的改写，方博士提出，借助经典叙述学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可以对源本和译本的叙述形式作科学的分析，了解译者的翻译策略如何受到语境、规约等因素的影响。运用叙述学研究小说翻译，可以使翻译研究得以细化和深化，并有助于文本阐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方博士认为叙述学理论可以使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作深入研究，更好地理解小说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与主题意义的关联，以及促进小说翻译研究的发展。

方博士深入地讨论了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的密切联系。由于小说的艺术形式分析包括叙述技巧的分析和文体技巧的分析，小说翻译研究中所做的文本分析既需要叙述学的指导，也需要文体学的指导。方博士还介绍了各个不同的文体学流派及其分析方法，如形式主义文体学，功能主义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语用文体学，批评文体学，认知文体学等。文体学强调利用语言学方法论，依据较为客观的标准来分析发现文本的语言形式。方博士认为，文体学为我们研究一定语境之下的小说翻译提供了认识论指导和分析方法。他还指出，在翻译研究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文体分析的做法，欧洲中世纪时候就已经有之，而中国国内传统上所作的文体讨论大多是修辞学、文学、语法分析研究中的印象式评论，并且主要集中在词汇句子层面上，很少在语篇层面上展开讨论。

方博士提出运用叙述学和文体学方法进行小说翻译研究的几个切入点。 第一，参照热内特提出的结构分析模式，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对源本和译本作对比研究。第二，故事情节分析。改写或节略的译本故事情节及其效果与原文有何出入，这些出入是否属于译者控制范围，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叙事规约或诗学等有何关联。第三，原文在不同的叙述情形中是否存在文体变换（style shifts），有何形式特征，文体变换与主题存在何种关联，译文如何传递原文的文体变换，传递效果如何。第四，译文人物形象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如否，是何原因。第五，考察源本和译本中的性别政治，其构建方式与各自的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存在何种关联。第六，源本和译本分别存在哪些互文性关联。第七，不同时期出现的译本在以上方面各自反映出何种翻译策略，这些翻译策略与相关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存在何种关系。

最后，方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话语的前提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要么是单纯介绍西方的某种理论，要么就是简单地拿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的翻译实践。从中国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来看，借鉴叙述学和文体学当中的某些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小说翻译，也具有必要性。

此外，方博士还以《与狼共舞》和《格列佛游记》的几个译本为例深入浅出地向大家介绍如何做小说译本的叙述文体学分析，引起了在场同学的极大兴趣。

在与在场同学互动交流的环节，方博士耐心地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在回答中，方博士提出希望中国学者不仅仅是引进外国理论，而是利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和视角来分析文本，争取做到能与国外同步，与外国学者对话。方博士的这一课同学们均感受益匪浅，王娴臻同学认为，从文体学叙述学方面研究译作和比较译作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方博士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价译作，非常具有启发性。马耘同学觉得此次讲座让人开阔视野，方博士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独特的领域，配以生动的例子，给人以崭新的视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