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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研讨会在佛山召开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吕立松

11月25日?28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联合主办,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英语系承办的“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研讨会在风景秀丽的佛山隆重举行。此次会议为翻译研究学者及翻译出版界人士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合作机会,吸引了大批来自内地、香港和新加坡高校的翻译学专家、学者,以及包括译林出版社、外语教研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的30多家知名出版社的代表。

本次会议一个主题就是在新时代共同探讨如何加强跨文化视野中的翻译研究、跨文化时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研究,共同探索促进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出版建设的新途径。会议在风景如画的西樵山如期举行,大会开幕式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谢天振教授主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英语系主任王林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在会上致欢迎词。此次大会突破了以往语种的限制,把翻译拓展到对不同文化的表述、理解和阐释。因此,与会的专家当中不仅有英语翻译的学者,而且还有法语、德语等其它语种的翻译专家和学者,如四川大学的杨武能教授、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恒达教授等等。

此次会议总主题是“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在大会主旨发言中,谢天振教授在他的发言当中首先对翻译出版的现状进行了总体评价,针对近年译作质量下滑的问题,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界以及相关部门应该从市场准入制度、译著产出以及翻译批评三方面加强管理,以便从制度上确保翻译作品的质量。对于这三方面的工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致礼教授做了非常具体化的论述,此外,孙教授还寄希望于广大青年学子,希望他们能够扎扎实实打好中文及外语的功底,加强职业道德的训练,力争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宏志教授则从他个人最近的研究出发,首先对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明确的区分,然后在他的发言当中,他重点对Holmes和Toury在一些翻译基本问题如对翻译研究的划分方式(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划分)的不同认识进行了逐条细致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见解。前不久,MIT硕士专业论证会议在广外大召开,各地专家齐集广外就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立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广外大高级翻译学院穆雷教授代表仲伟合副校长就翻译界人士比较关心的MIT翻译专业论证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述,内容涉及翻译专业的设置与市场的关系、人才培养的定位、翻译市场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穆雷教授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代表的广泛关注。随着翻译学学科的迅猛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MIT的设置对于翻译学学科的长远发展将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文军教授以《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中收录的翻译研究论文为例,对论文引用率与学者发文量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选题十分新颖。杨武能教授以翻译文学:从主体文学到自主文学为题,力图为翻译文学正名,杨教授认为译者戴着锁链,出版社也戴着锁链,相互之间应该做到相互理解,共通共赢。杨恒达教授在发言中以“翻译家的良心与翻译的理性原则”为题阐述了我国翻译工作者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作为翻译家良心依据的理性原则,杨教授认为由于现阶段独立的翻译职业还未形成,译者应该把翻译的理性原则与译者点良心相结合,以更完美的形式去为读者服务。中国版协外延会秘书长李景端先生的发言生动而又不失深刻,丰富的个案说明增强了与会代表们对翻译出版行业应该注意的问题的了解,李先生认为优秀的译者要善于解读文字之外的含义、注重文化的差异,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并重视读者的接受效果。《哀希腊》是“旷世诗魔”拜伦响彻欧洲的一首经典之作,曾鞭策过清末民初的一批志士,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胡适都曾将这首诗译成汉语,这在晚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中甚为罕见。廖七一教授从《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问题这一角度对《哀希腊》进行了深刻评论和分析。廖教授认为,从拜伦的《哀希腊》到蒋光慈的《哀中国》再到马君武的《哀沈阳》,《哀希腊》在经过译介以后,它体现了译者意识形态的反抗和个人差异的申张,而且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变成了中国文人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翻译研究落后多少年?”乍一听起来,这似乎是在向中国的翻译研究发难,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妄自尊大,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稀方教授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后殖民主义)来论述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赵稀方教授认为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有殖民和自我殖民的视角,从外译入中取决于社会内部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这一复杂的文化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后殖民理论价本身与翻译并无关系,选择哪些文本做翻译,出版哪些翻译材料,需要翻译界与出版界加强联系。在翻作品当中,如果你稍加留意,一不留神就会发现译者的误译之处,即使是在名著当中,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难怪有很多人会认为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广西民族学院黄天源教授就以“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为题,希望能够探讨翻译中的误译以及与翻译质量评价之间的关系。李景端先生从出版的角度,旗帜鲜明地向“误译”发难,他认为误译本身包含了错误这个概念,而“合理性”则指 “符合规律”,因此二者互相矛盾,用合理性为误译证明会给译界带来混乱,使有些人以编译、改译为幌子,行误译之实,坑害读者。赵稀方教授从一词多义的角度,王东风教授从误译和改写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对误译现象进行了论证,对有意改写与因语言水平不够而造成的误译以及有理据的改写与因理解不够而造成的误译进行了区分,深化了人们对误译的认识。王东风教授的主题发言是“帝国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式翻译解读”,王教授首先阐释了翻译文学与作品的关系,他认为翻译文学并不是“弃儿”,相反,翻译文学催生了现当代文学,举例来说,诗歌、白话小说的创作,以及现在通行的书写字体的方式无一不受到翻译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翻译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王教授在他的发言当中就抵抗式翻译的诗学目的,以及抵抗式翻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不同时期翻译以帝国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

11月26号,在晚上的青年论坛上,各位专家和年轻学者们各抒己见,就翻译出版,中国文学的对外出版,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如何走出去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说到中国作品的输出,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译者和译本的挑选,翻译的质量、出版社的作用以及中国输出的作品与外国人感兴趣的作品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斗争。大家对译者的培养、出版社的责任、文化的差异甚至是教育体制的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不可否认,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并没有削弱而是在逐步得到加强。刘军平教授认为翻译在塑造民族认同,跨越文化疆界,建造民族认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译将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为使讨论更加具体,代表们分成六个小组,分别就译者的地位、翻译的地位、译作的质量、翻译与版权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取得了丰硕的讨论成果。在下午进行的主题发言当中,香港岭南大学的李波博士对中国翻译的版权的发展历史概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刘清华社长队如何使翻译与出版得到很好的结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彬女士对翻译教材如何适应翻译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张大伟用翔实的数据就中国图书进出进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项进行了探讨。广外大高翻学院研究生吕立松、段晓宇和祝惠娇等人参加了大会并宣读论文获参加讨论。最后,谢天振教授为本届会议进行总结陈词,谢教授的发言为本次“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会议第三天,组织方安排代表们进行考察,以了解佛山的风土人情。这些活动的举行为严肃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氛,同时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提供了联谊的机会,举办方细致周到的安排,同学们热情的服务态度,西樵山美丽的风景都给与会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