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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瑜教授谈佛教翻译理论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黄春燕

10月11日下午两点半,岭南翻译沙龙之译学前沿讲座之三??“佛教翻译理论”在一教201胜利举行,演讲者为香港理工大学著名学者朱志瑜教授。我院全体研究生及部分老师出席了此次讲座。

朱志瑜教授毕业于天津外语学院英语系,并分别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和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他曾在译丛任助理编辑。现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和翻译史课程,兼任理工大学翻译中主任。出版翻译著作有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和《顾城诗选》英译。

讲座中,朱志瑜教授主要和我们探讨了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两个热点,即“文质说”和“翻译名义”。“文质说”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提出来的理论。朱教授指出,“文” (或“华”?“饰”?“巧”)与“质”(或“朴”)与我们说的“意译”、“直译”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用现代的话说,“文”重视译文,而“质”则尊重原本。朱教授列举了古人对几位早期译经代表人物的译文的评价。其中,世高“贵本不饰”,支谶“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可见,他们是重“质”轻“文”的。而支谦“曲得圣义”,鸠摩罗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可见,他们是重“文”轻“质”的。同时,古人对“文”和“质”的态度从来不是中立的,一般而言,他们大都推崇“质”,而批评“文”。现存最早的讨论翻译的文章是支谦的《法句经序》,里面也提到当时两种对立的翻译观点。“佛言依其言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见,古人尚“质”。

接着,朱教授向我们评价了道安的“五失本”观点。其中,“一失本”曰“胡语尽倒,而使从秦”,在这里,直译论者第一次在理论上承认了译文必须服从目的语的句法结构。“二失本”提到了“胡经尚质,秦人好文”所造成的翻译上的“失”,随后三失本均是有关“烦”与“简”的对立。道安明确表示:原文重复的要删去。但是,这也不是硬性的规定。在道安记载的一个译经片段里,惠常提到“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也”,即翻译的是戒律,类似今天的法律翻译,所以道安没有坚持“斥重去复”。由此可见,道安当时就意识到了类型(type)与策略(strategy)之间的关系。

在 “文”“质”争论之外,也有人主张两者的调和。慧远反对不问内容而一味追求“直意”或“意译”的翻译方法,并指出:“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 朱教授指出,“文”和“质”是两个互相依存的概念,根本无法割裂开来对待,分之可并立,合之则两亡;至此,“文?质”已失去其作为翻译标准的意义了。

接着,朱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古代译经的一种方法“格义”。“格义”是“格经文、正义理”的意思。古时讲说经文,遇到难解的梵文概念,而中文又没有相应的术语直接表达清楚时,大多借用中国固有的道家,玄学概念来解释佛经。由此可见,“格义”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动态对等”,是名副其实的“意译”。赞宁在“六例”中的“雅俗”也谈到了“格义”的方法。他认为,“然则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因此,翻译佛经要忌讳运用一些带有中国历史典故的书面文字。

最后,朱教授阐述了佛经翻译中的“翻译名义”这一概念。宋僧释法云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故以此方之经而显彼土之法”。这表明,翻译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用旧语言表达新事理的问题。翻译名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来事物要译音还是译意;二是如果译意,用什么方法。朱教授重点讲了音译这个概念。他提到了玄奘的“五种不翻”和赞宁的“六例”,通过实践,他们总结出了音译和意译的类型和使用场合,为翻译名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

讲座结束后,朱教授与在座的全体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教授的此次讲座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佛经翻译的宏伟画面,一位位佛经翻译的代表人物重现我们的眼前。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颗耀眼明珠,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作为翻译专业研究生,我们必须加深对佛经翻译的认识和理解,继往开来,为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