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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纯深博士谈文学翻译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黄春燕

9月19日下午两点半,香港城市大学著名学者朱纯深博士莅临广外大一教201,举行了一场题为“重复与意义:关于文学翻译中的语篇可解释性和语效的研究”(Repeti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extual Accountability and Perlocutionary Effec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的讲座。此次讲座是高级翻译学院岭南翻译沙龙之译学前沿讲座系列之一,也是我院成立以来为迎接学校成立四十周年庆典的系列学术讲座之一。我院研二、研三学生及学院老师出席了此次讲座。

朱纯深博士获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担任该系语文学(翻译及传译)学科主任; 并为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翻译》编委会成员。其主要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内国际译学语言学等学术期刊,如《中国翻译》, Meta, Target, Multilingua,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等。论文中文(译)本结集于《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2001,台北书林),译作包括《短篇小说写作指南》、读者文摘《当代小说选粹》选篇(1994, 1996),王尔德〈自深深处〉(《王尔德作品集》,2000, 人民文学)以及汉英对照古诗词翻译《古意新声.品赏本》(2004, 湖北教育)。

朱博士首先对系统功能/语篇语言学、目的论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模式进行了文献回顾。他指出,自从翻译研究进入了“文化转向”,目的论或称功能论等翻译学派在正确地提出翻译研究必须考虑到翻译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功能等因素时,却主张应该摆脱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但是,他们对语言学的批判却过于笼统,没有注意到自80年代以来,语言学研究已经进入了系统功能/文本语言学研究的发展阶段,有别于静态的形式主义研究,即人们脱离语境单纯研究句法和语义等的做法。目的论和以韦努蒂为首的文化学派忽略了语言学的这一进展,将静态的形式的语言学研究模式的缺陷放大到整个语言学中,进而鼓励翻译研究要脱离语言学方法论,这种做法必须重新检讨。

同时,朱博士对目的论作出了批评。他指出,目的论自诩是“通用理论”,按其定义应能包括各类翻译。但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要把文学翻译剔除出其研究范围的倾向,另外诺德的书《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又注意到目的论与文学翻译的关联。这种自相矛盾的研究取向表明目的论本身尚缺必要的连贯性,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翻译的摈弃是缺乏根据的。目的论同样认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过于保守和局限,因此,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长足发展。然而,诺德在书中作为批评对象的语言学模式是奈达的对等理论,而奈达的对等理论是翻译研究中早期的语言学模式,并非最新的或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诺德本人也以文本语言学为基础来构建她的文本分析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功能论者对语言学的批判明显地没有注意到语言学的最新进展,只是根据传统语言学模式的缺陷而批判语言学模式,这不能不影响其理论观点的解释力。

在对目的论进行了批判以后,朱博士进而探讨了“文学性”这个概念。他首先梳理 “文学性”这一概念的相关理论。他指出,“文学性”包含三个要点:即文本的“主权”地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语义多义性。他对诺德 以社会功能来描述“文学性”的观点提出商榷补充,指出若结合文本的内部因素来探讨“文学性”问题,那么诺德书中提出的“VTU”,即“纵向翻译单位”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文本的翻译,尽管作者在书中并未将这一概念应用在文学翻译的讨论。

接着,朱博士以文本中的重复现象作为“纵向翻译单位”与主导母题(Leitmotif)的共性特征探讨了二者的互补性,并论证了通过追寻文本中的重复来描绘文本意义网络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我们在翻译中注意到文本中的主导母题,那么就能更严谨地描述原文与译文间的文本关联。我们可以将主导母题作为原文文本意义网络中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连接点,来帮助描绘出原文本的意义网络,并在目的语中产生相关的文本网络。同时,他指出,文学文本的译本同原作一样,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其语效是不一样的。朱博士在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指出他对研究态度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反对某一理论的时候,不能在不做一番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说“你这个就是不行”,从而丢掉这个理论,并“另起炉灶”,而现在我们的“炉灶”太多了。因此,做研究的态度必须谨慎认真。

讲座结束后,朱博士还就此次讲座的内容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讲座让我们眼界大开,认识到了目的论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以及主导母题对文学翻译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虽然翻译研究自70年代进入了“文化转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语言学也在发展,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并未过时,仍不失为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手段,能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提供更严谨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