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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研究方法到译学发展

作者: 时间:2009-06-09 

3月15日,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题为“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讲座,获益良多。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里,叶教授引经据典,从中国人最熟悉又最容易忽略的文化现象出发,又在阐释老问题时另辟蹊径、观点独到,让人耳目一新。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叶教授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
   叶教授反对学术中的本位主义。无论文本中心主义或学科本位主义,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死守尘封知识,却不拓展视野,注定固步自封、停留在狭隘的井底。叶教授举的很多例子,都能说明原先受本位主义的影响,视野受限,从而造成认识上的误区。例如研究《西游记》的学者,由于缺乏人类学知识和方法论意识,想当然地认定孙悟空看作是吴承恩的神来之笔。殊不知,猴作为一种文化的标志、符号,在吴承恩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神话传说中。这些神话传说中的猴具有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类似的特点,很有可能是该形象的雏形。可见,紧紧抓住有限的文本和国内史料,不足以达致透彻的理解。叶教授的人类学方法,窃以为更有说服力。在他眼里,比较文学研究带有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反对文本中心主义,学科本位主义和其他局限对认知的条条框框,意义就在于尝试拓宽视野、寻找新的出路。
与本位主义的做法相反,叶教授强调把单独的现象看作文化大语境中的部分、把具体学科看作知识大语境中的部分。这让我联想到完形理论的观点,即整体并非独立存在的各部分简单结合起来的内容总合相反,正是整体赋予了各部分特殊的功能与属性,而这些特征只存在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框架下。既然叶教授的方法论是将认知的对象视为它所处的体系或语境中的一部分,那么研究的任务就可以理解为把对象还原到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对象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对语境、乃至对象本身的理解。
   此外,叶教授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还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在“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二重证据的基础上再增加跨文化的人类学材料这个“第三重证据”。这种论证方法是与完形理论的认知观一致的,引入人类学材料,目的正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待众多微观的历史现象,把看似独立的个体联系起来。正如户晓辉 所评,“三重证据法”能够“使传统的微观考证服务于宏观的理论建构,反过来,又用思维科学的普遍模式洞见文字的微观研究”。叶教授的方法后来被证实为行之有效,能够解答一些传统考据学争论不休的古文字难题,这为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找到了新的出路,更有利于建构一个包含百科知识的综合体系。
   再者,人文学中的田野作业方法也是一脉相承。Fieldwork一词在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里解为“the gather of information about something in a real, natural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in a place of study such as a laboratory or classroom”,是深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环境中了解对象的特点,例如某些部落里原著民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这种数据收集方法的本质依然是把现象还原到语境中来观察、记录,所以也是与完形理论一致的。事实也证明,深入原始部落收集的翔实数据对证实或证伪原有理论假设有重要意义。
   那么,这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否也可以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呢?没有经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不能得出“完全适用”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在此请允许我借“本位主义”发挥,联想到译学的发展趋势。如果把叶教授的方法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向”意义多么重大了。传统的语言学观点将翻译视作语码转码,因而主要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内部。既然现有的语言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翻译现象背后的原因,自然就要到文本外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找。正是把翻译理解为一种文化活动、跨文化交流的方式,才使把翻译现象还原到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成为可能。例如,研究某部翻译文学作品,可以结合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分别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来探讨意识形态、美学、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接受。这样,“后殖民”、“女性主义”、“操纵”等看似陌生的关键词就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的范围到达这个程度,译学已经大大超出了双语转换的小圈子,真正包含了从前被人为地界定为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内容的知识体系,即“综合性学科”。虽然目前的成果还很有限,但随着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将会带动翻译理论的进一步革新。
   至此,才猛然发现叶教授的跨学科、超学科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意识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对后来者多么具有启发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各种学科划分方法、学术研究方法也不过是一个便利发现新知识的框架和工具,并非天成之物。按我肤浅的理解,单一的学科设置和研究方法会阻碍、延缓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因此打破学科的界限,引入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译学乃至所有学科的纵、横向发展都有巨大帮助。试问置身谷底、前无去路之时,为何不登高望远、另觅去向?相信摆脱一叶障目的困扰后,国内译学研究也终能豁然开朗、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