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研究的画卷:记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Franz Pöchhacker教授讲座

5月22号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为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装点一新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负一层多功能报告厅里，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教授，著名口译研究家，资深国际会议同声传译译员Franz Pöchhacker先生为广大广外学生，教师和学者们作了一场题为“口译研究：演进与现状”（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Evolution and State of the Art）的演讲。

Pöchhacker教授用儒雅严谨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口译研究演化的过程。对于口译研究，他通过“观察之道”(“Ways of Seeing”)，“通晓之道”(“Ways of Knowing”)和“研究范式”(Paradigms)三个大方面，概括又不失具体地为大家介绍了口译研究的演进历史，口译研究的研究方法论以及口译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现状。

一、“观察之道”。

“观察之道”是“通晓之道”的前提，也是口译研究的第一步。历史上曾出现过诸多观察研究口译的不同的取向和方法，雕塑出现今口译研究的形状。Pöchhacker教授借鉴英国经济学家Dawkins在1976年创造的Meme，即模因（或译“拟子”、“觅母”，笔者注）一词和Chesterman在1997年一书中提出的“翻译模因”（Memes of Translation）的概念，比拟出口译研究自己的模因。他首先介绍了Chesterman归纳的翻译的五种超级模因(Supermemes)：原语目标语(Source-target)、对等(Equivalence)、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意译对直译(Free-vs-literal)和写作乃翻译(Writing is a kind of translating)。他认为塑造翻译研究的模因同样影响着口译研究。在讲到将口译作为翻译来研究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口译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应该彼此独立，而应该融合，从而互相增援和加强。此外，他提出和解释了影响口译研究的其它两个重要的超级模因，即信息处理(Processing)和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activity)。

从信息处理角度来研究口译有着既悠远又有影响力的历史。Pöchhacker教授随后解释道：文字转换(Verbal transfer)可以看做是信息处理模因的一个次级模因(Submeme)；而在信息处理模因中，对认知信息处理技能(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kills)的研究便是影响最为广泛的模因。作为对口头转换模因的一个重大补充，交际活动模因也是另一口译研究的超级模因。在此模因的光环下，出现了意义构建(Making sense)这一模因，即把译员的工作理解为为译语听众表达原语演讲者所讲的意义；也出现了从跨文化层面研究口译的文本/语篇生产(Text/discourse production)和媒介(Mediation)两个次级模因。

Pöchhacker教授接下来用一个示意图(map)形象直观地向大家分析了影响口译研究的五个模因与语言，认知，文化和交流互动(interaction)四个概念的关系。他把这四个概念理解为四个极(poles)，定在圆周上。五个模因便散布在圆内：例如，文字转换模因关注的方向更多地集中在语言层面，于是这一模因便在示意图上更靠近“语言”这一个极。而其余四个模因都能够在这个示意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通晓之道。

Pöchhacker教授随后提到，从观察之道向通晓之道的过渡，是对口译行为加深认识，作进一步研究的开始。这就不得不涉及如何作研究的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

口译研究需以科学方法为基本。在科学方法的选择上，Pöchhacker教授首先解释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几种不同方法取向。即归纳与演绎的取向、实证主义(positivist)与解释主义(interpretive)的取向、定量和定性的取向以及观察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取向。在解释这些取向的时候，Pöchhacker教授也特别提到，即使是基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取向研究，其性质也不可能绝对客观。而定量和定性取向也应该相互结合，大可不必让双方对立。

Pöchhacker教授进一步介绍，口译研究也应该是基于科学的研究。以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来划分，可分为实地考察(fieldwork)，调查(survey)和实验(experiment)。这些方法也必须与例如访谈，问卷或摄录等等的研究策略灵活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研究。Pöchhacker教授随后为大家展示了口译科学研究的历史画廊，从Sanz在1931年的实地考察研究，一直到Lipkin在2008年基于人种学的口译研究，让大家对口译研究的科学方法取向有了一个宏观的，历史的认识。

三、口译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由Kuhn在1962年提出，在Kuhn看来，科学的进程是科学范式的演化过程，范式影响着科学思想和研究。

Pöchhacker教授随后有条理地介绍了口译研究的种种范式。最早有基于解释主义理论的解释理论范式(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T)，巴黎学派(Paris School)的研究可以归于此类范式。随后有关注认知处理的认知处理范式(Cognitive-processing, CP)，代表人物是Gerver。但此范式研究范围相对较广，也相对较难挑出代表性的范式个案。再后来出现了神经生理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即神经语言学范式(Neurolinguistic, NL)，在此方面研究最为显著的当属Tommola。NL范式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口译员在处理信息时的“黑盒子”，即大脑的研究与认识。随着德国功能学派的兴起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口译研究也演化出基于译语文本(Target-Text-oriented, TT)和基于翻译理论(Translation-Theory-based)的范式。其理论架构为Toury的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和德国的功能主义学派。几乎与TT范式同一时期出现的，有注重交流互动的对话互动语篇研究范式(Discourse in Dialogic Interaction, DI)，此范式的演进与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的兴起不无关系。

在介绍完口译研究的诸种范式后，Pöchhacker教授借Garzone和Viezzi之口，说出了口译研究大同的观点。他认为各研究范式之间不应对抗，而应该整合，彼此应属于同一个整体，因为大家的理想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口译这样事物。相信这也是众多口译研究者的孜孜不倦的动力。

Franz Pöchhacker教授的讲座宏观地讲解了口译研究在认识上，研究方法上和范式上的演进，犹如在展示一幅描绘口译研究的画卷，让听众对口译研究演进和现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眼界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