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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志教授谈“我的晚清翻译史”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宣培培

10月13日下午两点半,王宏志教授应邀在一教201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 “我的晚清翻译史” 的精彩讲座。我院研究生及部分教师出席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宏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教育背景以及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的经历。王教授是研读中国文学出身,大学期间获得了翻译和中国文学的双学位,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月派,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左联”作家鲁迅。王教授曾任职于政府部门,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教授对于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学术性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大多流于经验谈和译文评论,缺乏理论和研究价值,翻译研究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教授还谈到了翻译的目的和标准问题,认为:翻译本身的角色不是对原文负责,而是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将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忠实和通顺的不同理解,因此这样的对比研究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将原文作为评判译文的标准也是不科学的。王教授还以鲁迅翻译的不通顺和严复译作《天演论》的不忠实,说明应从原文中心论转向译文中心论,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对译入语的影响和作用,这样才能推动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

接下来,王教授开始阐述在过去十多年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翻译与政治:晚清翻译活动研究”。此研究将翻译研究从一般的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社会文化层面。作为该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王教授于2000年开始编写一本晚清翻译史。这本翻译史分为上下两篇,大概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延伸至“五四”运动前夕,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活动。

王教授从1840年前后近代中国的不同层面,说明了翻译史编写所涉及的不同学科领域。晚清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翻译活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屡屡战败后中国被迫向敌人学习,寻找富强之道。因此,晚清翻译研究不可避免涉及到当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政治关系,即外交史的研究。当时人们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自傲自满,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学习,对于西学和洋务运动的看法不一。在国内,洋务派和顽固保守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重重。因此,晚清翻译活动也涉及了清代思想史和当时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书写解释条约的权利,也是推动晚清翻译的重要政治原因,这就使得晚清翻译涉及到国际法学的领域。洋务运动中,成立了最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同文馆。作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就涉及到教育史的研究。当时还有一些协助中国人进行翻译的洋传教士,例如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傅兰雅、同文馆的丁韪良等,这也就涉及到宗教史的问题。晚清翻译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因此还涉及对当时海关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到对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当时的出版史,对明清档案的研究,当时中国人的蛮夷观、对世界的概念,等等。

在历史论述层面上,王教授从介绍中国已有的翻译史著作入手,分析现有几种中国翻译史的结构及书写模式。然后透过文学史书写理论,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为例,提出了一条翻译史书编写的新思路。现有的铺排史料的编写方法,优点在于史料详实、便于查阅,但缺少研究者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论述观点。这本晚清翻译史是要打破千篇一律的编年史模式,不再是史料的简单罗列,而是每章突出一个重点,从自己的视角去研究晚清翻译活动的各个元素。例如:对于译者,我们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谁来翻译?他们具备什么资历? 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翻译活动?他们在整个译入语文化(包括社会地位) 占什么位置?他们如何进行翻译?关于赞助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支援某些翻译活动?为什么?他们提供什么赞助?他们对翻译活动有什么牵制?他们跟译者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发言结束后,就此次讲座的主题,王宏志教授和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王教授这本“我的晚清翻译史”以翻译与政治统领全篇,以译入语文化为切入点,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晚清翻译,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翻译研究及翻译史书写提供了全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