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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叶舒宪教授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讲座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2006级翻译学研究生 吕黎

在听叶教授的讲座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类学是到底是什么。但是内心里对这门学问似乎总有着天然的亲近,心向往之。在我浅薄的理解里,人类学总归逃不出人类这两个字,它研究人自身,研究人和人、人和动物、人和自然以及一个群体和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的关系。而我对和人本身有关的学问总是有着天然的兴趣的。我认为人类学是和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相关的科学,如果要我举一个例子,在我有限的知识里,只知道那个在非洲坦桑尼亚的丛林里和大猩猩一起生活了十几或几十年并一直为大猩猩的生存境况和环境保护而呼吁的女科学家似乎是人类学家。而在叶教授的讲座里,人类学化身为神话,化身为洞穴里的一幅幅壁画,一个个传说,一次次田间地头的探险和发现,一个个部落的生活史,一曲曲正在流失消亡的少数民族的史诗。以神话为例:人类学家关注的神话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仅仅研究中国的嫦娥奔月、夸父追日,也不会因为你是欧洲人或因为欧洲的强盛而只去探索古希腊古罗马的普罗米修斯。人类学家关注的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生活的共同的记录,是人类在几乎没有科学的情况下对自身、对周围、对自然现象、对异己所作的解释的记录。面对神话,人类学家要询问的不仅仅是其故事内容,也不仅仅是某两国的神话中某些表面的相似性。他们要询问的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在不完全一致的时间里都会有同样的想象?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各不相同却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古老神话里,人类学家勾勒出完整的人类幼年时期生活的图景,而这些图景和人类的现在紧密相连,并且指向人类的未来。

人类学是广阔的。叶教授告诉我们,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末,是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打破学科界限、打破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同时,它以地理大发现为基础,是打破各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打破单一民族文学界限的产物。我认为,人类学在两对概念,即两种关系上给予了我们启示。第一对概念,即“学科”和“破学科”的关系。“学科”一词出自于拉丁语的discipulus,是学者的意思,特指负责教学传承的弟子门徒。顾名思义,划分各种不同的学科是为了方便学问的传承。这种划分促进学者在一个领域做深做精。但是学科的副作用在于学科必然要划界。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划定森严的界限必然会束缚人的自由和思想,使学科变为樊篱。人类学打破了旧有的学科疆界,以一个“科际整合的学科”(an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的面貌出现在学术界。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提出相当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它把单一学科放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之下,使得单一学科和文化的关系变成树木和森林的关系。众所周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狭隘的表现,固步自封必然变成井底之蛙。人类学就是建立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之上,“把人定义为‘文化动物’,并且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这个从它的英文名字“comparative culture”就可见一斑。叶教授认为这样的文化观,整体观必然会给“以往分科过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带来根本的变革”。关于学科对人的束缚使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描述中关于社会分工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的说法。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谈的。从我们自身来看也是如此。婴儿阶段是最最全面发展的阶段,那时的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兴趣,我们生活的整个环境都是学习的源头。从小学到初中所学的知识虽然浅显但也还算广阔。从高中起开始了文理分科,到大学则有了自己的专业,到研究生阶段则被限制到了一个更小的领域,是专业中的专业方向,到最后进一步的限制是自己的主要精力甚至阅读的重点都要围绕自己所做的那一个课题,于是感觉人生就像是从一个三角形的底边慢慢往上走,越走越窄,以期达到顶点。这最窄的,也就是最深的,并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随着朝一个方向纵深行进,人身上的其它的可能也慢慢被关闭掉了。那么,在“建立学科”和“破学科”的矛盾下,教育者和学生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对于教育者或者是教育管理者来说,应该充分地考虑建立学科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只有专业的细致划分才能明确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才能培养专门化的人才,正如我校申请“MIT认证”的目的一样。另一方面,专门技术的培养又不等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不等于局限于某一项技术的习得。而对于学生来说,则必须在着眼于一个专业的前提下,全方位的加深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善于寻找自己的专业和其它知识的共通之处,并能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整个人类知识的大背景下进行关照。这不仅是广博的要求,更是对纵深的要求。因为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只把目光局限于自己的学科或者自己研究的小小课题之上,固步自封,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变成狭隘的井底之蛙,是不可能真正把自己的学问做深的。只有研究每一片树叶的同时把这棵树放在整片树林中去关照,才能更清楚这棵树在整片树林中的位置,从而更好地了解这棵树本身。翻译学也是一门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学科,这就更要求我们能具有这种广阔的学习心态和宏观视野。关于如何在这其中合理地安排时间,分配精力,就是基于学生自己的考量了。

第二对概念是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正如前面所说:人类学家关注的神话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仅仅研究中国的神话,也不会因为你是欧洲人或因为欧洲的强盛而只去探索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同样,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文化,可他们关注的文化也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人类学家不会因为西方强大或中国的汉族是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人口最多最繁盛的民族而只去探索西方的或中国的汉族的文化。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人类的文化不论其国家生产力的高低、物质财富的多寡,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人类学家把这种观念叫做“文化相对主义”。他们极力维护“文化多样性”,主张不能用科技的发展这一个标准去衡量文化。他们认为,看似“落后”的文化也许更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更能指明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且,若是人类所有文化的各种地方性知识都能得到发扬,那将是全人类的机遇。在人类学家眼里,由强势文化建立起的知识体系,遮蔽的作用大于揭示。具体说来,现代的整个知识体系都是由西方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知识体系遮蔽了非西方的文化,使一部西方的历史(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后来的科技革命)变成了世界史。例如中国的文学史按照西方的四分法生搬硬套,造成了摆在教科书上的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断裂的历史,很多中国文学的瑰宝,例如汉代的赋,由于既不像诗歌散文又不像小说戏剧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叶教授认为:西学东渐以来的巨大副作用就是使得中国的国学传统断裂并失传。另一方面,在中国,由汉民族书写的历史遮蔽了中国其它民族的文化,造成了对本土文学与文化多样性的遗忘。文本中心主义造成了对没有文本的活的文学的遮蔽和忽视。因此,叶教授呼吁,要在固态文学、书写文学以及单一民族的文学之外更多地关注各民族的活态文学(如中国有些地方从古代保持至今的祭祀活动)、口传文学(如濒临灭绝的藏族史诗),以及多民族的文学。在我看来,人类学家对弱势文化,对文化他者非常地珍视,甚至是偏爱,发掘并保护这样的文化在他们的声音中更像是一种呼吁。

那么,作为当代的学生,作为在西方知识体系灌溉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像叶教授说的,很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很多被遮蔽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当代的大学里是不教的,这是他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批判。但是,放弃整个西方知识体系,因为它是遮蔽者就不学了显然是不行的。我认为,首先,要彻底摆脱民族中心主义,不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它文化,建立起“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用广阔、客观、珍视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文化。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要尽量去继承它,发现其被遮蔽的部分,这样才能说去弘扬它。这样的继承和发现、弘扬也不能仅仅指望学校的教育,而是每个人都要有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意识。若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不爱自己的文化,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的未来就让人担忧了。另外,除了珍视弱小的文化,发扬自己国家的多民族文化,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变成了强势文化,而为什么有的文化却濒临消失灭绝,而要靠人去呼吁挽救。了解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的原因比起一味地去批判它,向权力发起挑战来说更加理性,也更有益于弘扬我们自己的文化。记得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内容:说是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之所以强大是在于他们能用实证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去了解别人的文化。虽然记得的部分不见得准确和完整,但是我们应学习的不仅是西方的知识,还有它的知识体系之所以能茁壮发达而根植的那片土壤,我们要学习的是西学的体而不仅仅是用,只有这样才能往自主创新的路上更进一步,而不是仅仅不断吸收舶来品。

现在,听讲座似乎成了学习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它不包括任何一点功利的心态,有的只是向外去延伸和了解。如果没有这些讲座,恐怕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对某些领域有一点点了解,而这些讲座就像为我相对封闭的生活和视野开了一扇又一扇窗。原来每扇窗的外面都有那么多美妙有趣的风景。更高兴的是在每个讲座结束后能真正的静下心来读一两本那个方面的书,同样是没有任何功利的,但是,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可能的情况下。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要放弃每一个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