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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珠三角英语专业研究生会议综述

作者: 时间:2009-06-09 

发表日期:2007-07-30 作者:陈丽娟

2006年6月26日至29日,澳门大学举办了第一届珠三角英语专业研究生会议。会议的参与者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首先是来自国内外并应邀做主题发言的知名学者,包括来自香港大学的Prof. Bill Ashcroft、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的Prof. Kingsley Bolton、汕头大学的Prof. Jun Liu、香港岭南大学的Prof. Meaghan Morris和英国萨里大学的Dr. Jeremy Munday等;其次是来自国内外各大学的教授专家;最后是来自珠三角各大学的研究生。据笔者了解,与会人数较多的大学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大学等。

6月27日晚6点半,大会正式拉开序幕。 Prof. Jun Liu 以 “The Future Is In Your Hands” 为题,结合自己做为一名研究生求学的经历,探讨了当代研究生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最后,他给与会研究生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其次,要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再次,要充分利用整个项目课程;最后,要尽早发表论文。他坚信,未来就在年轻一代研究生的手中。他的发言激励了在场的研究生,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6月28日早9点,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的Prof. Kingsley Bolton以 “Researching Asian Englishes and English in China” 为题,做了精彩和生动的主题发言。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探讨了亚洲各地区的英语包括香港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接着,他同与会者就如何挖掘其中潜在的研究领域做了交流,并列举了自己参与的两个研究项目,即“对香港语言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和“香港英语口音”。最后他探讨了中国式英语,并形象生动地追述了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其间还提及了李阳的疯狂英语,并播放他鼓惑人心的演讲:“What’s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English? Repeat after me. Occupy…America…Japan…Europe…these 3 big markets. Make money internationally! Say it loudly! Make money…internationally! Make money internationally”。令与会者不禁捧腹。演讲完后,与会者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Prof. Bolton请教。比如,有学生问,“香港英语/中国式英语正在成为英语的其中一种变体。面对如此多的变体,二语习得者应学习哪种?”亦有学生问教授如何看待香港的混码现象。

6月28日下午1点45分,来自英国萨里大学的Dr. Jeremy Munday以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Dr. Munday追溯了翻译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包括其起源、演变(从关注文本的复制到归纳各文本类别的特点、从强调读者的作用到关注译文的功能或目的、从关注环境对翻译的影响到突显译者作为中介者的作用)等。在发言中,Dr. Munday亦提及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张力,即语言学研究途径与文化学研究途径之间的张力、科学阐释与解构颠覆之间的张力、翻译培训和实践与翻译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最后,Dr. Munday提出了翻译研究中可供探索的潜在研究领域。第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它们将走向分离还是融合?第二是技术应用问题:如何将技术用于翻译实践?第三是有关个案研究问题:如何将所收集/分析的个案系统化从而得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结论? 最后是有关经验性研究,即如何对关键问题、语言特色、语境因素(诸如译者的素质与经历、译者的能力与目的、所涉及语言的地位、语言规范、译文接受情况和赞助情况、文本类型/目的和时间限制等)进行经验性研究?Dr. Munday的发言深入浅出、面面俱到,给与会者以深刻的启发。之后,与会者就一些问题与Dr. Munday进行了交流。

6月29日早9点,香港岭南大学的Prof. Meaghan Morris 以 “Doing Cultural Studies in English: A Multi-lingual Challenge” 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该话题。1)针对文化研究展开的国际探讨;2)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与演变;3)文化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4)对David Simpson某些言论的质疑(比如他认为“文化研究是 ‘a specifically Anglophone event’,并怀疑它在 ‘performing a marketing effort for the new global order’)。最后,Prof. Morris 预测了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发展前景。讲座完毕,与会者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文化研究是否也应该像英语一样成为必修课?”“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文化?”等。下午1点45分,香港大学的Prof. Bill Ashcroft 进行了题为 “The Future of English” 的主题发言。发言中,他主要探讨了“英语在文化统治过程中、在理论和文化研究部署过程中以及在对后殖民群体进行文化复现过程中的作用”。

与会的研究生则主要以以下方式参与了本次大会,即poster session 和parallel session。Poster session即参与该环节的学生提前将自己要讲的论文做成海报形式贴在栏板上,并站在旁边向前来观望的与会者解释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据笔者观察,学生频频就自己的论文向专家学者提问,讨论的气氛甚为热烈。Parallel session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参与这一环节的研究生按其所提交的摘要被分入不同的组,并有二十分钟的陈述时间和十分钟的问答时间。这两类session 分别穿插于主题发言间。从与会研究生所宣读的论文看,因其专业不同,探讨的话题亦丰富多彩:语言学专业的探讨中国各学校使用的教材、如何在课堂上建立语言社区、公共告示的语言结构等;文学专业的则探讨诸如此类的话题,如童话中的父爱、如何从文体学角度解读对E. E. Cummings的诗歌等;至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探索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有的从性别角度探讨翻译现象,有的从语篇角度探讨影视翻译,有的则探讨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翻译等。这种打破研究方向限制、共同参与探讨的形式拓宽了与会者的视野。

笔者亦提交了论文,参与了 “parallel session”,并在问答过程中得到了很大启发。我的同学李文静跟我一起参加了研讨会的全部活动。我们是在导师穆雷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毕业前夕的繁忙事物中挤时间赴会的。笔者认为,参与学术会议是研究生学习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学习环节。遗憾的是,有些研究生在提交摘要并被接受后临时缺席,从而为会议组织者带来不便;而另一些已经与会的研究生则因为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生怕讲得太烂以至丢脸而临阵逃脱,从而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在笔者看来,是非常不应该的。让人高兴的是,据说,此类会议今后将每年举行一次,旨在为研究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即将赴香港岭南大学读博,仍有机会参加今后几年的研讨会,我也希望师弟师妹们不要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