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有感

4月28日至30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我只是在校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入学专业是语言学，所学的也大都是语言学类的课程，在学期间读的比较多的是有关心理语言学和口译方向的书籍，与“翻译学”“博士”都有很大一段距离，因此去之前一直很忐忑不安。但非常感谢李梅老师和穆雷老师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可以与国内翻译学研究的学者、导师近距离接触、交流、学习。虽然我算不上这次论坛的“合格代表”，但恰恰是我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可以让我站在另一个角度，即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一些问题。

1、开幕式及主题发言

此次会议为期两天，时间上安排的非常紧凑。29日上午是大会的开幕式和主题发言。开幕式由穆雷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隋广军致开幕词，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姜永刚致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仲伟合致欢迎词，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东风代表来宾致词。从以上致词中我了解到：我国翻译学建设发展起步较晚，十多年前才开展招收翻译学博士生。目前中国大陆有二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翻译学博士点，有100多名在读博士生。同时，广外、复旦和河北师范大学开始试点招收翻译学本科学生，表明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在我国已基本形成。王东风教授在其代表来宾致词中指出, 翻译学未来发展走势必定是跨学科的，要将翻译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更加专业化与细分化。开幕式之后是由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翻译》编辑部主任杨平女士主持的大会主题发言。

王宁教授介绍了世界三大刊物检索系统并当场进行了网络演示。作为中国人文学科在世界刊物检索系统中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王宁教授很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文学科若想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必须重视并充分利用国际检索系统的作用；其视角和远见令人佩服。

谢天振教授针对翻译学学科建设中来自内外两方面的置疑，即我们是否需要专门的翻译学理论人才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提出在确立翻译学学科意识的基础上，学位论文写作的三个基本意识：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创新意识，并用实例加以生动说明。

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教授儒雅而幽默的发言风格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翻译研究的生存空间并不是很大，对其发展持不乐观的态度。他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忧虑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其现如今的发展迅猛而强劲，另一方面是与之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研究方法论的单一。他举例说，现在写翻译学论文必谈“多元系统理论”，难道就没有别的理论了么? 与王东风教授的观点一致，孙艺风教授也提出了翻译学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跨学科是从不同的角度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翻译学提供一个研究场(site), 从而达到影响其他学科的目的。跨学科必然要求大量的阅读。针对这个问题，孙艺风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奶牛理论”：一方面是对学者的一种提醒；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香港人务实和高效率的的处事态度。对于博士生的培养与论文的写作，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要有挑战性，重在有‘focus’ ，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现在的博士生搞不清楚研究论文与教材的区别，“研究论文是给同行看的，而教材是给本科生看的”。 因此导致论文没有focus，论文结束的地方其实恰恰是真正的‘point of departure’ 。最后，孙艺风教授谈到了研究态度的问题。不少学生没有端正的学术心理和研究态度，bibliography 不是太短，就是太长，有拷贝之嫌。对于论文中出现的jargon 也没有规范的解释和统一的运用，从而严重破坏了“学术生态”。其形象的比喻逗乐了全场。

穆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学术规范与译学研究”。首先她分析指出翻译实践者和高等院校的外语学者是反对翻译学的主要两股阻力。翻译实践者反对的理由是“翻译可以无师自通”、“翻译理论无用”；“翻译实践与研究不是正经学问”是来自高等院校的反对者的传统偏见，他们还认为“翻译研究论著多不像学术研究”。穆雷老师指出，这是翻译研究自身的弱点。翻译研究存在长期以来方法论的意识培养不够。“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研究中，严谨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严格按照其他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个案分析法、演绎法、实验法、追因法、比较法、统计法等等）操作的翻译研究也数量有限”。对于定性研究，穆雷教授指出：“翻译中的定性研究主要体现在翻译教学研究、翻译史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中；伴随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定性研究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体现其优势，帮助解决‘何为译’，‘为何译’，‘译为何’等涉及关于翻译全貌的问题。”同时，由于认识不足、操作复杂以及定性研究的冲击等原因，定量研究也未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

2、分组模拟答辩

下午，参加论坛的导师与学生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分为四组进行模拟答辩。较之大会宣读论文的形式，模拟答辩使学生和专家学者更一步近距离接触，增加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更具及时性和针对性。四个分组分别是：学科理论探讨组、翻译研究学派组、语言学翻译研究组和文学翻译研究组。模拟答辩的形式是每人用十五分钟的时间陈述各自的论文大纲，然后由各位导师针对论文的结构、内容等各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供作者回答或者考虑。

梅德明老师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高级翻译学院是否该改名为“高级职业学院”？高等院校研究生层次是否真的应该为适应市场而采取完全职业培训？究竟是培训“匠”还是“师”？究竟是“练嘴”还是“练大脑”？研究生的学术身份和学科地位如何去哪里了？

李德凤老师指出：大家在谈国外成功的例子时要慎重，如大家都谈香港，但香港的口译员培训并不是很成功：学校缺乏师资，学生去向大多是进入政府传译部门，而究其教育背景，都是以前英国体制下的vocational training，而非真正的大学。

刘和平老师指出欧洲趋势：严格控制招收语言生，法律、经济及理工科学生都很受欢迎。

论文的陈述尤其是导师的提问与建议令我受益匪浅。我重新对自己毕业论文的构想进行了思考，发现了一些问题，也获得了一些启示。

3．几点感想

通过聆听专家学者的发言与指导，我深受启发。同时，我也结合论坛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反思。这些想法在老师看来也许会比较幼稚或者肤浅，但这是我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发现的一些问题。

(1）迫切需要强调方法论的作用，开设有关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方法的课程，并设法使学生认识到其重要性。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谢天振教授、孙艺风教授和穆雷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聆听模拟答辩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即发表论文的博士或者博士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会写论文”。无论是在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中，这个问题都普遍存在。我想这就是前文谢天振教授提到的缺乏“学位论文写作的三个基本意识：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孙艺风教授提到的混淆“学术论文和教材的区别”。

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客观原因是教学忽略了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即使开设了，教学并没有到位，学生没有认识到其对于整个毕业论文写作和科研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系在研一开设了一门方法论的课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虽然一些基本的方法与技巧有所涉及，但大都点到为止，各部分比较孤立，缺乏整体性和针对性，所以上过以后印象不深，当然对毕业论文的指导作用也不是很明显。主观原因我想引用谢天振教授的“学位论文写作的三个基本意识”：缺乏问题意识，贪大求全，混淆了学术专著与学位论文，不知问题“从何而来”；缺乏理论意识，因此论文流于对文献材料的梳理和对文本、事件等的印象叙述，很难有新的发现和论述；缺乏创新意识，导致学位论文缺乏价值。我发现这次很多论文在做完全面详尽的文献综述后就嘎然而止了，论文结束的地方其实恰恰是真正的‘point of departure’（孙艺风教授语）。

因此，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一门有关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方法的课程，且应给予其绝对的重视，这也许比多开设一门专业课更有意义。

顺便提一下，这次的presentation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即陈述人抓不住重点，不知道怎么做presentation，不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将论文的主要结构和核心内容表达出来。以至于广外高翻仲伟合院长说“在各位做presentation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教授presentation skills的presentation。”这其实也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无论对于陈述小论文，论文答辩还是今后的工作都有很积极的意义。

(2) 明确理论研究的意义，提高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只有在思想上彻底接受，才有望顺利开展研究。

谢天振教授认为，由于缺乏理论意识，论文流于对文献材料的梳理和对文本、事件等的印象叙述，很难有新的发现和论述。我也感到理论研究首先要有理论意识，要明确理论研究的意义。我问一些学翻译的同学，翻译理论到底是什么？她们的回答是，翻译理论是没用的。翻译理论的作用以及翻译学建立的必要性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也无需再多言。但作为研究生，如果自身都没有明确理论研究的意义，就一头扎进所谓的理论研究中，未免有些可笑。我想，要改善这个情况，就需要老师的教导与疏通，老师并不一定给予讲授理论，先让同学明白理论研究的价值、作用、方法等，似乎比单纯的讲授某个理论更有必要。只有思想上彻底接受了理论的地位，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理论意识的培养和理论研究的开展。

(3) 开设具有同济特色的口译培训，服务于区别于上外的口译市场。

这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个想法。作为一个学语言的学生，我深感越学越弱，越学越没有自信。语言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思路僵硬，知识面狭窄，以及创造力的缺乏。而且随着越往上读，情况越严重。到了毕业时，就出现了信心严重不足，前途未卜的局面。相反，一些别的专业的优秀学生，如果英语也很好的话，就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造成这样的局面，与语言专业本身的局限性而导致的教学的单一性有很大关系。

刘和平教授提到，欧洲大学的口译培训已经严格控制招收语言学生；柴明颍教授也说，上外高翻第一届会议口译毕业生中，反馈最好的是一个高中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本科就读于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由此可见，口译不仅不再是语言类学生的专利，而且在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语言类学生越发显示出其自身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梅德明教授提出了他认为比较合理的一个培训模式，即本科阶段两地培养复合型人才，研究生阶段培养专业高层次人才。具体的做法是：本科翻译专业学生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其他学科结合，采用一年国内、一年国外的交叉学习，从而学生既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又能充分了解两国国情与文化，这样才有可能成为比较合格的翻译。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再进行口译或者学术的专门性培养与发展。

会议口译不同于一般的联络口译，会议口译往往对会议专业知识的要求比较高，而这一点，恰恰是语言类学生先天性的不足。另外，在上海地区，面对上外高翻这样具有很高社会影响力和很强教学科研实力的高校，同济外国语相应显得比较孤立和弱小。但同济外国语可以考虑另辟蹊径，走一条与上外不同的道路，必然也会赢得一部分对口的市场。（当然，我这里不讨论同济是否具备开设口译培训的条件与愿望，我只是假设如果同济开设口译培训的话）我考虑同济可以从优势学科，如土木、建筑、交通、海洋等专业的优秀本科毕业班学生生中选拔参加研究生层次的口译培训（也可以借鉴类似德语强化班的做法，即本科阶段用一年的时间专门培训）。这样的学生具有专业知识和口译技巧，同时同济的这些学科强大的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只有开展具有同济特色的口译培训，才能在一些专门的领域发挥同济口译毕业生的优势，创出同济特色的口译品牌。这样的话，学生在就业时比较有针对性，既可以在专业领域树立良好口碑，也避免了与上外高翻口译毕业生的正面竞争。如此的培训模式在数量和范围上虽不占优势，但发展一定时期后，必然可以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学院培训也应此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

我想，经过这次论坛，我对翻译学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机会（或者我们同济自己办会议），我定会准备得更充分，更主动，更有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