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载喜教授谈“翻译与文化身份的相对性”

4月10日（周二）下午2：30，广外师生齐聚北校区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聆听我国翻译学界领军人物谭载喜教授解读“翻译与文化身份的相对性（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al Identities）”。这是广外著名教授论坛的第二十二讲，同时也是高级翻译学院本学期第三次译学前沿讲座。讲座开始之前广外副校长陈建平教授为谭教授赠送了纪念品，而后高翻学院院长穆雷教授对谭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谭载喜教授是中国引进“翻译学”概念的第一人。早在二十多年前谭教授就出版了《奈达论翻译》一书。而他的《西方翻译简史》更是对翻译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之一。近年来，谭教授致力于澄清翻译学概念的工作，比如他通过收集并分类历史上与翻译相关的比喻，从中透视翻译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等等。

谭教授的讲座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他先引入翻译学的概念。谭教授指出，翻译扮演的是一种双重角色：它承担着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中构建/解构或解构/构建文化身份的双重任务。在此，他提出了要讨论的问题，即通过翻译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身份只是一个相对的现象；而他将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我们阐述他对翻译中文化身份的辩证观点。

接下来，谭教授重新回顾了对翻译本质的思考。谭教授把历史上与翻译相关的比喻分成五大类：在这些比喻中，翻译分别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桥梁或者媒介；作为奴隶或者枷锁；作为（对源语的）背叛或“转世重生”；以及作为竞争或游戏。从这五种类别可以看出，翻译总是包含着某种变化（change）或者运动(movement)。而运动(movement)对于翻译的定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谭教授通过五个图表来分析翻译的对等(equivalence)和翻译的相对性(relativity)。通过对五种不同情况下翻译对等问题的探讨，谭教授总结出对构成翻译定义的两个方面。而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能成其为翻译：其一，（语际）翻译必须包含“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其二，（语际）翻译必须具备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对等（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必须有相似度）。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两个条件，谭教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电影《夜宴》是否是对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的翻译。谭教授认为这不能算是翻译。他指出，《夜宴》与《哈姆雷特》虽然有某种相似度存在，但是这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只要不存在这个转换过程，就不能把它定义为翻译。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基本法》的中英版本。谭教授认为，两个版本的《基本法》具有同样的效应；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了这两个版本中没有一个是源语文本。如果一个版本出现什么问题，也不能够拿另一个版本作为参考。这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这也不能算是翻译。谭教授接着从这个基本概念延展出去，指出翻译正是源语文本在目的语中的相似物(approximations)。翻译如同一个混血儿一样，既不能说他完全像父亲（源语），也不能说他完全像母亲（目的语）。应该说，翻译处在一个中间位置。在此，谭教授也略微提到翻译的两个极端：“死译”和“胡译”。

在第四部分，谭教授谈及翻译中以及通过翻译展现出来的文化相互性（cultural reciprocity）。谭教授首先界定了翻译中的文化相互性的概念。翻译中的文化相互性指的是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间的双向运动(bilateral movement)。翻译丰富了目的语文化，但是这往往受到目的语主流文化的抗拒。他举《域外小说集》(Short Stories From Abroad)为例进行具体阐述：当时周氏兄弟翻译引进《域外小说集》时并不受欢迎。表面原因可能在于晦涩拗口的“翻译腔”，诘屈聱牙的中国古文，以及较为前卫的故事内容等等。而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一，两种文化间的不协和；二，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三，潜在新诗学的引进。谭教授由此深入分析讨论，指出目的语的主流文化有时过分强势，它抵制了翻译所带来的异国文化。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当时晚清人比起短篇小说来，更喜欢读的是长篇小说。他们也不能理解所谓文学就是文学(Literature is literature)，他们认为文学总应该为某种目的服务等等。谭教授指出，翻译界经常为翻译到底应该以源语文本为主还是以目的语文本为主而争论不休，其实翻译可以走上第三条道路(third path) 。即在进行翻译研究时，我们更多地去思考翻译的受众是谁，他们能都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译本。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化的普遍性(cultural universals)，而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本土化(cultural localization)只是相对的现象而已。而《域外小说集》不被读者接受，就只是暂时相对的现象。

最后，谭教授总结说，语言与文化的传递都是双向的，而强调翻译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要把翻译边缘化；翻译对等以及通过翻译对文化身份的构建/解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谭教授认为，绝对的对等是不存在，译本必须有自己的身份。正是由于翻译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两极之间移动，因此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化的译本，存在的是无数个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译本。

谭教授讲座深入浅出，发人深省。讲座后的问答环节，广外师生纷纷踊跃提问。有人谈及翻译对本体文化的身份构建问题；有人请谭教授界定自由翻译与模仿的区别；有人就庞德的翻译是否自由创作向谭教授“取经”；也有人就他的讲演谈了自身的心得看法。

讲座后，笔者采访了高翻学院的几位同学。同学们各抒己见：马芸同学觉得谭教授帮助自己解答既有的一些疑问；黄璨同学认为，这种大师级的学者终究会研究哲学层面的问题。讨论翻译的本质，就涉及到哲学问题。所以是不是任何学科，研究到高处都是会回到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呢？而曾俊敏同学说，他觉得谭老师的讲座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避开了争论不休的归化异化之争，或者说从第三道路的角度消解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归化异化之争，而把翻译视为一个在两极间波动的连续统，这对于翻译的过程研究和译本语言研究都很有启发意义。而且谭老师的这一模式也暗合认知科学中Fauconnier的四空间概念整合理论，可与其他相关学科互相发明，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