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全国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感想

此次参加在珠海召开的全国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我对以下几个议题感触较深。

一、 由葛校琴老师的论文“中国地名英译拼音化的反思”所引发的大家对中国地名英译标准的讨论。

葛教授主要是从实际功能和效果出发，觉得如果拼音化拼写如果是为了让外国朋友也能准确读出该地名的话，那么事实上，许多英美国家的人会根据英语的拼读规律来读汉语拼音，最终拼读出来的效果与汉语读音相去甚远，因而提出了对汉语拼音化拼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反思，并从民族主义、中外对话姿态等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开始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似乎对政府颁发的关于地名罗马拼音化的规定持有保留态度，提出了很多疑惑与不理解。大家知道郭建中教授曾就此问题写过一篇文章，便请郭教授向大家解释一番。经郭教授的解释，才知道大家的困惑与分歧是源于对几个概念的混淆。一个是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二是通讯地址中路名的拼写和翻译问题，三是地名的拼写和翻译问题。而国家做出统一规定的是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根据1999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地名标识城乡标准》，强制性规定地名标志上的地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不得采用外文，并要求“单一罗马化”，即只能采用汉语拼音这一罗马字母拼写体系，如“西湖大道”，只能写成“Xihu Dadao”, 而不是“Xihu Avenue”。其中“西湖”是专有名词，简称专名；“大道”是通用名词，简称通名。专名与通名都必须用汉语拼音拼写，即“单一罗马化”。这是一个路名的标识或拼写法的问题，而不是翻译问题，城市英文版地图中，路名的标识也一律用汉语拼音拼写。正如郭教授文中所说“路名的标识涉及国家的语言政策与民族尊严，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规定，不能自作主张”。

听完郭教授这番解释，与会者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大家都把路名标识与地名的翻译问题和通讯地址中的地名拼写和翻译问题混为一谈，才会出现对“广东省”究竟该用“Guangdong Sheng” 还是“Guangdong Province”？国家这么强制规定使用“单一罗马化”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是否便于外国人辨认……的疑虑。

这一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与兴趣，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而正如王林教授在总结时所说，学者们大都习惯了“抓大放小”，在一些理论探讨上走得很深很远，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看似小却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佩服郭建中教授的治学态度，就其对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几个概念的区分，可看出其分析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做到对某一问题的透彻分析，首先必须对该问题作清楚的界定，明确分析的对象。切忌含糊其词，几个概念混为一谈，最后就会导致表面看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质上谈的并不在同一个点子上。

二、 关于中国与西方

在这次研讨会文化文学翻译小组的论坛上，来自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李龙泉副教授提出了他的困惑，他觉得翻译理论界这些年讨论的焦点，无论从多元系统论、解构论、奈达、韦努蒂，都是外国的，或者说是西方的“进口货”，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自己的翻译思想吗？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为什么非得跟着老外后面跑？他希望、甚至呼吁中国翻译研究者能挖掘本国的思想精髓，发展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当然，他的这番发言在会上引起了不少争议。而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我们不应总把思想局限于西方或东方，这等于在自我束缚，世界的文明属于全人类的，我们应承认自己的不足与落后，既然西方已造出了车，为什么我们不坐他们的车继续前进探索，而要自己从造轮子开始摸索？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属于世界的，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而不仅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没有绝对关系分界，发生在地球的一端的事情同时影响着地球的另一端，作为这一时代的人，我们更应放宽自己的胸怀，做一个既有自我标志，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人。当然，李龙泉副教授的困惑也不是空穴来风，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在引进、借鉴、发展西方翻译理论时，应该积极地进行独立思考，批判性地吸收，结合中国的语境对之进行检验、修正，使之尽善尽美，更具普适性。

三、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学术界的一个敏感的问题，在翻译领域尤为突出。朱纯深博士的论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诗意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论”与“脱离论”作了抽丝剥茧般地论述，即分别回答了为什么要结合以及如何去结合，与为什么要脱离实践以及如何脱离实践。特别是朱博士就“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句话进行分析，指出了从实践中思考总结而来的理论必然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而一个理论必须先经过反复地检验才能成为真理（严格来说，是相对真理），才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因而理论和其对实践的指导之间又必然存在时间差。因此，理论是脱离实践的。听完朱博士的精密的分析，我对其思辨能力与逻辑推理深感佩服。我本人也就此问题思考过，我反对“理论必然指导实践”论，并直接挑战这句话本身的合理性和真理的纯洁性，可能是受福柯思想的影响，我会去思索某一看似真理的话语的合理性，我认为思考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的能力，理论研究是人类自我提升需要，并不一定要以功能利益为前提。但朱纯深博士单凭“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句话本身，也能淋漓尽致地阐述二者相互脱离的必然性，反映出严密的思辨思维。

这让我想起研究生三年学习，究竟收获了什么。其实这三年，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硕士学位。如果现在让我谈读研的必要性，我不会说这是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我会说研究生学习真的让你自己得到提升，你不会做一个人云亦云的逐大流者，你会独立地、批判性地思考，而这种思考能力，将是你在芸芸众生中确立一个“我”的首要条件